提到焦裕禄，人们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他亲民爱民、可亲可敬的光辉形象。但实际上，看似温和宽厚的焦裕禄，并非“好好先生”，对待严重触犯群众利益的干部，他也会发脾气。这一点，在焦裕禄鲜为人知的三次“震怒”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1963年1月1日，焦裕禄收到群众来信，信上反映城关区盆窑公社个别干部的问题。焦裕禄通过实地调查了解，发现一些干部不执行按劳分配政策，有严重贪污多占，甚至放高利贷、雇工剥削等现象，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，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。他立即会同城关区盆窑公社党组织进行了认真处理。第二天，兰考县委向全县发出了《看盆窑公社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恶劣到何种程度》的通报：“有少数人已经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和过去的地主、保长无大差别，简直坏极了”，并要求“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坚决搞好生产队的分配，认真解决和端正干部的作风”。

1963年4月，兰考县张君墓公社党委副书记王遂安不仅把家属安排在生产队，参与生产分配，他自己也生活不简朴、作风不深入。群众对此意见很大，说他“吃饭让人端，骑马让人牵，过河让人背”。焦裕禄知道后，严厉地批评了王遂安，并提出调他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、考验。不久，王遂安被调到受灾最严重的赵垛楼，临行前，焦裕禄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你想想，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，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，多危险，多可耻啊！”王遂安含着眼泪，紧紧握着焦裕禄的手说：“焦裕禄同志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。”王遂安到赵垛楼后开始拼命工作，为了制止人口外流，他不仅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救济社员，还多次召开会议，对群众进行形势、政策教育，发动群众开展生产救灾、发展多种经营，群众生产生活得到逐步改善。后来，焦裕禄对王遂安到赵垛楼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很好的评价，并告诫他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，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。

还有一次，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在下乡检查中，发现一名生产队长存在“贪污自肥”问题。经调查得知，原来该队长利用职务之便，偷了集体1.2万块砖、9000片瓦、32棵树盖了3间瓦房。此外，还偷了920斤麦种。当时正值灾荒之年，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都非常低，此事无疑加剧了群众的生活困难。接到情况反映后，焦裕禄对此做了长长的批示，称之为“天灾之外的人祸”，并强调指出：“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，贪污盗窃发了大财……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，是不能挽回影响的，不能平民愤的。”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，时至今日，仍能穿透岁月，直抵人心。

群众的利益无小事。焦裕禄就是用这样的方法，通报了一批干部，处理了一批干部中，教育了一批干部，给兰考的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（贾关青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