尉缭子，原籍大梁人（今开封市尉氏县人），出生于战国时期一个平民家庭，自幼聪颖好学，过目成诵，系魏人鬼谷子高徒。他善理阴阳，深谙用兵之道，系战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和政治家,曾辅佐秦王横扫六国，统一了华夏。

尉缭子故居位于尉氏县城小东门外，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他孝母的故事。每逢盛夏酷暑，为了让母亲纳凉，尉缭子请人在小东门南侧城墙外用黄土修筑一方高台，上边搭建草亭，此处东挨旷野，西邻碧波荡漾的蓬池，凉风习习，是避暑的好地方。他将母亲背上高台消夏，缘此而得名“孝母台”。魏晋时期，“竹林七贤”之首的阮籍因不愿侍奉西晋小朝廷司马氏，全身而退结庐于“孝母台”，醉酒抚琴吟诗，引颈仰天长啸，此处被后人称之为“长啸台”，沿袭至今。

满腹经纶的尉缭子携弟子隐迹于夷山，潜心修研兵法，著有《尉缭子》一书。该书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、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，也是历代兵家所推崇的典籍。其军事著作《十二陵第七》中精辟论述：“威在于不变，惠在于因时。机在于应事，战在于治气。攻在于意表，守在于外饰。无过在于度数，无困在于预备。慎在于畏小，智在于治大。除害在于敢断，得众在于下人。悔在于任疑，孽在于屠戮。偏在于多私，不详在于恶闻己过。不度在于竭民财，不明在于受间。不实在于轻发，孤陋在于离贤。祸在于好利，害在于亲小人。亡在于无所守，危在于无号令。”《汉书.艺文志》、《隋书.经济志》、以及唐、宋各个朝代的史书中，对其著作的精华部分均有著录。北宋神宗元丰年间，《尉缭子》和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司马法》、《六韬》、《黄石公三路》、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一并被编入《武经七书》，作为必读的军事教材。

据《列国志传》记载：一日，秦王与大臣李斯议事，夸韩非子之才，惜其已故。李斯进言曰：“臣举一人，姓尉名缭，大梁人也，深通兵法，其才胜过韩非子十倍。”

急于成就霸业的秦始皇礼贤下士，采纳李斯忠言，邀请尉缭子共谋国事。尉缭子遍游诸国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，从都城的夜生活中预测兴衰。他目睹魏王后宫灯火通明，夜夜笙歌燕舞，荒淫无度，料定难成霸业。再观燕、赵、楚各国之都城，皆如郑国的新郑，灯火幽暗，死气沉沉，唯独咸阳官署灯火阑珊，昭示着官吏勤勉于政，大秦方兴未艾。尉缭子权衡利弊，受好友李斯之邀，决定出山辅佐秦王。

秦王政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，尉缭子入咸阳晋见秦王。秦王亲自出宫，以贵宾礼节迎请尉缭子，为其造馆，尊为上座，衣服饮食，尽与己同。秦王就灭六国之事跪问尉缭子，尉缭子曰：“夫列国之强于秦，比犹君县也，散则易尽，合则难改。”

秦王曰：“欲使散而不复合，先生计将安出？”

尉缭子审时度势曰：“今国家之计，皆决于豪臣，豪臣岂尽忠智，不过多得财物为乐耳。大王勿爱府库之藏，厚贿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，而诸侯可尽。”

秦王大悦，拜尉缭子为“太尉”，主兵事，依计大出内帑金帛，遣使者奔走列国，暗中厚贿主事宠臣，使其离心，再以军事伐之，恩威并施，终灭六国。

尉缭子辅佐秦王统一了华夏，在长期的共事中，面对秦王纷更不休的野心，武断发动战争，劳师伤民，他暗自慨叹：“秦虽得天下，而主气衰矣，岂能久乎？”遂涌流急退，挂印封金，率弟子王敖悄然隐归山林，不知所终。（睢建民）